“县城是连接城乡的重要节点，它不仅为生活在县城的人口提供安居乐业的条件，而且还能有效为5亿农业人口就业提供高品质的公共服务，这是引导农业人口转移，特别是就近城镇化的重要方面。”
7月25日，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、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在2023县域经济创新发展论坛上作上述表示。
本次论坛发布了《2023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》（“赛迪百强县”）。研究显示，从发展规模看，2023赛迪百强县中进入“GDP千亿俱乐部”的县域达到54个，苏浙两省保持领先，闽湘皖蒙省（区）内差异较大，鲁鄂川三省发展潜力较大。
百强县发展有三大模式
研究显示，从发展水平看，百强县与“粤苏浙鲁”等经济强省体量相当，百强县进出口总额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可与“粤苏浙鲁”等经济大省比肩。从发展动能看，固定资产投资强势拉动百强县经济增长。从富裕程度看，人均可支配收入彰显百强县“富民”与“强县”并重，百强县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比重低于发达省份，城乡人均收入占比较高。
赛迪顾问业务总监、县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余德彪介绍，百强县发展有三大模式。一是江苏、浙江为代表的“狼群模式”，江苏、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相对均衡，县域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相互竞逐；二是福建、山东、湖北、四川、湖南为代表的“雁行模式”，形成省内县域经济“雁行”梯队式发展格局；三是贵州、山西、江西、河北、云南的“狮王模式”，集中培育核心典型县市，把其打造成为标兵，引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研究显示，2022年54个“千亿县”完成GDP8.6万亿元，占全国经济总量的7.1%。“千亿县”财力雄厚，2022年“千亿县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均值达到108亿元。
余德彪介绍，当前“千亿县”形成了六大典型发展模式：一是以昆山市、江阴市、慈溪市、义乌市等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创新驱动主导模式；二是以晋江市、南安市等为代表的粤闽浙沿海城市群产业集群驱动主导模式；三是以长沙县、浏阳市、宁乡市为代表的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融合驱动主导模式；四是以龙口市、胶州市为代表的山东半岛城市群传统产业升级驱动主导模式；五是以神木市、准格尔旗为代表的呼包鄂榆城市群资源驱动主导模式；六是以仁怀市为代表的核心企业驱动主导模式。
谈及推动培育更多的经济强县，余德彪建议，首先要由无向有，推动暂无百强县、“千亿县”等标杆县市的省（区）培育出核心县市；其次，由单核向多点，推动单核示范省（区）向多点引领模式发展；再次，由多点向群，“雁行模式”的县域经济发展加快向“狼群模式”县域迈进；此外，由群向全域，推动江苏、浙江为典型的“狼群模式”县域迈向更高发展层次。
高新区要做强产业支撑
在同日举行的2023高新区高质量发展论坛上，工业和信息化部原副部长、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苏波表示，高新区是我国实体经济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阵地，在现代化全局中地位突出、作用突出。“立足推动新型工业化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高度，我认为未来推进高新区高质量发展要做好‘强’‘融’‘优’三项工作。”
具体而言，首先是“强”，高新区要做强产业支撑。苏波表示，一方面，高新区巩固传统优势产业领先地位，积极推进传统产业强链和优势产业延链，促进产业链价值链提升。要采取更大力度推进短板产业补链，攻坚“卡脖子”关键核心技术，补齐基础零部件、基础元器件、基础材料、基础软件、基础工艺等“五基”短板。
“另一方面，高新区以发展未来产业培育竞争新优势。”他说，要走一步看三步，加快在脑科学与类脑智能、量子信息、细胞与基因、未来网络、深海空天等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领域谋划布局，支持手段要从“给政策”转为“给场景”，打造未来产业的应用场景体系。
二是“融”，高新区要构建融合型的产业生态。一方面，高新区要把握趋势、保持定力、敢为人先，坚持三次产业融合发展。一二三产均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要正确处理好第一、二、三产业的关系，避免割裂对立，推动产业深度融合。“高新区在推动新型工业化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过程中，要在发展工业的基础上，以技术创新打破产业边界，拉通农业和服务业的内部结构与价值链升级。”苏波强调。
另一方面，要坚持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。在发展的过程中，不能过度把资金、设备等资源向大企业倾斜，要做到既要抓大，也不放小，搭建大中小企业的交流、展示、对接、服务平台，积极推动在技术创新、产品配套、市场开拓等方面深入合作，释放大企业活力、激发中小企业潜力，实现在全球竞争中由单点企业竞争逐步转向生态竞争。
最后是“优”，高新区要优化产业环境。苏波表示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，“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”。高新区在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过程中，更要全面做好改革创新和制度优化，对人才、资金、政策、产业治理等方方面面进行体系化、链条式设计，形成更加高效、稳定的要素供给能力与产业发展环境。
